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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麗娟
改革進入深水區。當前三大財稅改革難題之一的央地關系依然懸而未決，在學術界也將其和國企改革、房地產等列為改革最難啃的骨頭。
在“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系統性改革面前，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經歷瞭放權讓利的財政包幹制度後，開始走向中央“集權”特色。當地方支出越來越多通過中央財政的轉移支付來實現的時候，地方政府面臨的財權和支出責任不台中南屯家電行推薦匹配的矛盾逐漸凸顯。
顯然，要解決中央地方財政關系，依然需要加強頂層設計，統籌協調推進各相關領台中南屯家電行域的制度建設。
地方債隱憂未絕
2017年最後一周，審計署一則重磅通知讓地方政府陷入新一輪的焦慮中。
審計署披露的《財政部關於堅決制止地方政府違法違規舉債 遏制隱性債務增量情況的報告》，對地方隱性債務擴張背後的原因進行深度剖析，指出一些地方不當的政績觀、金融機構存在“財政兜底幻覺”、央企輸血地方項目、問責不到位等問題，直接助推瞭地方政府變相舉債。
在審計署發佈上述通知的前一天，財政部剛剛對江蘇省、貴州省兩個省違規舉債進行通報。
財政部通報顯示，江蘇對57位相關責任人給予行政開除、行政撤職、行政降級等處分，貴州也對多名人員給予不同處分。處罰原因都是涉及地方政府及其所屬部門通過信托或資產管理計劃等方式違法違規舉債擔保問題。
根據審計署披露的國務院關於2016年度中央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審計查出問題整改情況的報告，對違規舉債問題，相關地方通過終止或修改協議、撤銷承諾函及提前償還等方式整改253.5億元；對其餘283.69億元違規舉債餘額，相關地區與債權人進行協商，制定瞭整改方案。
地方政府隱性債務一再發生違規問題，使得地方政府的信用大受創傷。而作為地方債監管部門，財政部對違規舉債行為也沒有手軟。
2017年1月初，財政部分別致函內蒙古自治區、河南、重慶、四川等幾個地方政府及商務部、銀監會兩個部委，依法問責部分縣市違法違規舉債、擔保的行為，並依法處理個別企業和金融機構違法違規行為。這也成為財政部首次公開披露對於地方政府違規舉債、違規擔保行為要求問責。
截至目前，已有重慶、山東、河南、湖北、貴州、江蘇多省市陸續對相台中家電行推薦關責任人進行問責處分。
財政部表示，對涉嫌違法違規舉債擔保的其他地區和金融機構，待相關省級政府和監管部門依法依規處理後，財政部將及時通報處理結果，發揮典型案例警示作用。
然而，在處理違規舉債的背後，地方政府違規行為的原因更值得重視。“主要還是地方政府缺錢，特別是在積極財政政策下，‘營改增’為企業減輕稅負的同時，也改變瞭地方政府稅源結構。”中部某省財政局相關負責人表示。
營業稅改增值稅後，地方政府失去瞭主體稅種營業稅，盡管增值稅收入暫時采用中央與地方五五分成，基本維持瞭中央與地方財力格局不變，但地方稅體系構建變得迫切。
但是穩增長的需求要求地方政府有所作為，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需求讓舉債成為地方政府解決財政困局的一個主要手段。
按統計局公佈的2016年GDP初步核算數計算，負債率約為36.7%。近年來，地方政府債務增長迅速，以每年27%左右的速度增長，其增速遠快於中央政府。2010年，地方政府直接和或有債務占政府廣義債務的53%，到2016年，這一比例上升到65%。
值得註意的是，這一時期也是中國基礎投資的快速增長期，基礎建設投資占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在2016年達到25%。
轉移支付存弊端
地方政府沒有足夠的財政收入，卻又增加瞭支出責任，目前解決問題的手段之一是在地方財力不及的時候，主要通過中央財政的轉移支付來保障。
“現在的分稅制與之前不同，屬於地方政府的稅種越來越少，而中央與地方共台中電器批發商享稅種越來越多，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比重上升，這造成中央財政的轉移支付規模越來越龐大。”上海財經大學中國公共財政研究院院長高強如此分析。
2017年6月2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分組審議國務院2016年中央決算的報告、2016年度中央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的審計報告以及全國人大財經委關於2016年中央決算審查結果的報告。
報告顯示，從支出決算具體情況看，中央本級支出27403.85億元，中央對地方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59400.70億元。其中，中央對地方稅收返還6826.84億元，一般性轉移支付31864.93億元，專項轉移支付20708.93億元。也就是說，中央對地方一般性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共計52573.86億元，占中央財政總支出的60.5%。
在分組審議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車光鐵表示，近年來地方財權小、事權大的矛盾比較突出，這也是導致地方財力不足、債務膨脹的一個重要原因。
一直主張央地關系改革方向要上移事權和支出責任的中國財政科學院院長劉尚希認為，傳統下移財力的辦法，即增加中央對地方的轉移支付，但中央本級支出比重卻比較少，目前還不足15%，中央支出比重較低，就會導致中央對地方的依賴程度越來越大，治理失靈的風險隱患也會增大。
他認為，未來應該上移事權和支出責任。“要適當做大中央政府，縮小地方政府。上劃事權之後，再來確定央地收入劃分方案，確定哪些稅種屬於地方，進而確定地方主體稅體系。”
這種思路在樓繼偉擔任財政部部長期間發表的署名著作中也有提及。2014年，樓繼偉的新書《中國政府間財政關系再思考》中，他提出我國中央財政收入比重總體不高：國際上這一比重通常在60%以上，而2011年扣除稅收返還，我國中央財政收入比重為44.6%，“不僅明顯低於其他國傢水平，也與我國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要求不相適應。”
此外，樓繼偉並不同意在事權不調整的情況下增加地方征稅權，“這個方向是危險的，是個分裂的體制。”他說。
也是從這一年開始，財稅改革迎來“集權”時代。多數人認為， 當前地方政府的權力還缺乏有效監督與約束，在此背景下，如果輕易下放過多的征稅權給地方，其帶來的風險也不易控制。
頂層設計有突破
盡管央地關系的改革推進工作存在諸多難題，但中央試圖為地方政府解決難題的態度已經開始釋放出更多積極信號。
2017年接近尾聲，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簽批，國務院印發《關於環境保護稅收入歸屬問題的通知》，明確環境保護稅的收入全部劃歸地方政府所有。
從中央和地方共享收入到聯毅家電生活館｜台中南屯家電行｜台中南屯家電行推薦地方政府全部所有，將於2018年1月1日正式實施的《環境保護稅法》賦予瞭地方政府更多的稅權。
剛剛結束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建立現代財政制度，要建立權責清晰、財力協調、區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
財稅界人士的普遍觀點認為，央地關系改革中，要提高地方政府的財稅自主權，提高地方政府收入支出的匹配度，以便發揮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和信息優勢。同時，中央政府要進行少量必要的轉移支付，打破對地方政府的依賴性。
此前的2016年8月，國務院印發瞭《關於推進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的指導意見》，提出堅持財政事權由中央決定，要適度加強中央的財政事權，保障地方履行財政事權，減少並規范中央與地方共同財政事權。
根據意見，國務院在國防、國傢安全、外交、公共安全等基本公共服務領域，率先啟動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按照進度目標，2019~2020年，基本完成主要領域改革，形成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的清晰框架。
劉尚希認為，要解決中央地方財政關系，必須加強頂層設計，統籌協調推進各相關領域的制度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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